《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规定：“生产者应当对其产品的缺陷造成的损失负责。”“受害人应当对损害、缺陷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我国的《产品质量法》虽未明文规定如何举证，但按一般法律原则，也应是由受害人举证。生产者产品责任构成的三个要件（缺陷、损害、因果关系）都须由原告举证，而生产者过错不属责任构成要件故毋需举证。但在司法实践中，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也是十分必要的。

　　（三）关于抗辩事由

　　严格责任并非绝对责任，各国产品责任法对生产者都规定了一定的抗辩事由。

　　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规定甘冒风险为抗辩事由，即消费者发现了产品缺陷而愿意承受的，生产者不承担责任。同时规定，产品的误用可以成为抗辩的理由。至于“发展风险”即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之缺陷是否为抗辩理由，多数州将其作为免责条件。

　　《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规定生产者不承担责任的情形有：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缺陷在产品投入流通时并不存在；产品非生产者为销售或经济目的而制造或分销；为使产品符合强制性法规而导致缺陷；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技水平不能发现缺陷存在；零部件制造者能证明缺陷是由于装有该零部件的产品设计或制造者的指示造成。《指令》同时规定，成员国可对发展风险作为抗辩事由作出保留。

　　我国立足自己的国情，借鉴国外经验，规定了生产者对产品缺陷的免责事由：（1）未将产品投入流通。产品未进入流通，不可能对消费者产生损害。（2）产品投入流通时缺陷尚不存在。 缺陷是在产品脱离生产者控制后，由其他人造成的。（3 ）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这是对发展风险免除责任的规定。在判定是否属于发展风险时，应以当时社会具有的科技水平为依据，不是依据生产者掌握的科技水平。如此规定，有助于鼓励科技进步，激励生产者开发新产品，使用新技术，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五、对改进我国立法和执法的若干建议

　　我国1993年的《产品质量法》是一部集经济关系与管理关系、民事规范和行政规范为一体的综合性法律。该法对产品质量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作了全面规定，着重解决的是缺陷产品造成消费者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侵权赔偿问题。《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质量责任和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公法和私法规范有机结合，体现了经济法特色。

　　历经十余年的发展，我们的产品质量立法已初步形成体系，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谋求新的发展，使之更趋完善。

　　（一）进一步明确产品责任法的基本范畴

　　1、关于产品 《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该定义存在几个问题：（1）以产品定义产品，违背逻辑规则，属循环定义；（2）法律未对“加工、制作、销售”作出解释，理解和适用时容易产生歧义。笔者认为，应从广义上理解。采掘、提炼、提取等均应属于“加工、制作”的范畴，由此可将煤气、沼气、天然气等易对消费者造成损害之新型产品纳入产品责任法的范围。对于“用于销售”一词，不应简单地理解为通过销售而交付的物品才算产品。只要产品是为了进入流通领域而加工、制作，都应认为属于产品。“销售”通常理解为为了经济目的而将产品以出卖方式交付他人，由此便将出租、无偿赠送产品导致之侵权责任排除在外，这对消费者保护不利，因此可借鉴国外立法，将“销售”改为“流通”。这样表述更为准确，也与《产品质量法》第29条的用词“投入流通”保持一致。

　　2、关于产品缺陷《产品质量法》未明确规定产品缺陷的内涵、外延及缺陷的判断标准。不合理危险属于产品缺陷的内涵，国家强制性标准只是判定缺陷的一种方法，将这两者混同在一起是不科学的。判断产品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可考虑：（1 ）生产者制造产品的预期用途；（2 ）具有社会一般认识的普通消费者对其购买使用的产品安全性的合理期望；（3）由于人类的认识和技术水平所限，无法在产品效用不变的前提下将其制作得更安全，不应认为这些产品具有不合理危险；（4）是否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国家对危及生命、财产安全的产品规定了国家强制性标准。对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而仍具不合理危险的产品致人损害的，可将其规定为抗辩事由。这不致影响和削弱国家对产品质量的监管。但存在的问题是，如何补偿受害人的损失？用户、消费者不能依诉讼程序要求标准制定者（指国家有关部门）赔偿，因其行为属于抽象行政行为或立法行为。如何设计有效可行的法律救济程序，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

　　3、关于产品责任主体确立产品责任人范围的基本思路在于方便受害人行使索赔权。有必要以定义形式，结合列举方式对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范围作出界定。生产者应包括产品总装制造人、零部件制造人、原材料生产者和将其名称等标于产品上的人。销售者应包括进口商、中间商、出租人等。

　　（二）进一步完备产品责任法的归责原则、损害赔偿制度

　　1、关于归责原则 《民法通则》和《产品质量法》尚未明确规定产品缺陷责任的归责原则为严格责任原则。在实践中，有的法官仍按习惯思维以过错责任原则追究生产者的产品责任。因此，建议对相关条文进行修改，可否直接使用“严格责任”一词，使其包含严格责任的构成要件。

　　2、关于损害赔偿 首先，《民法通则》和《产品质量法》均未规定缺陷产品致损的精神赔偿问题。这种立法状况对受害人的权益保护不力。近年来，要求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实践中发生了一些判处精神损害赔偿的产品责任案件。有人不赞成精神损害赔偿，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金钱万能的表现。我们认为，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是为了充分保护公民的人身权，有利于缓和被害人精神上的痛苦；同时也是为了惩罚和教育致害人。因此，建议在修改《产品质量法》时，对精神损害赔偿加以规定。但是如何规定得既合理又有可行性，值得进一步探讨。其次，建议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目前，我国存在的情况是：生产者不重视产品质量，忽视消费者人身安全，大量生产不合格甚至是具有不合理危险的产品。我国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数额较小，仅要求恶意生产者承担补偿性责任，不利于督促其提高产品的安全性。相反，可能会牺牲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实行惩罚性赔偿使生产者无法从恶意生产行为中获取利益，对其他人也能起警示作用。加大违法者的生产经营成本，这是法律经济学的观点之一。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惩罚性赔偿规定的先例。在我国的产品责任法中增设惩罚性赔偿制度，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三）完善立法，加强执法，认真解决产品质量问题

　　产品责任法是现代工业社会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产品责任立法由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由于各国经济技术水平和法律传统的差异，在具体制度及适用条件上有别。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基本反映了国情，也合乎世界潮流。然而，所存在不足之处，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通过比较分析，可弄清各国立法的优劣长短，为完善我国相关立法提供借鉴素材。如何建立既能保护用户、消费者利益，又能照顾到生产者、销售者的利益，使它们不致因过度承担责任而影响经济发展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成为现代产品责任法的重要课题。在完善我国产品责任法时，这一点需要强调。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当前我国产品质量状况的严重性，通过修订、完善现行产品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加大监督、抽查、曝光、责令整改的力度，落实“打假”工作责任制，认真解决某些企业的、地区的产品质量违法犯罪问题。当前，我国对伪劣产品的打击已经加大了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伪劣产品仍然层出不穷，广大用户、消费者深受其害，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与此有一定关系。《产品质量法》在“罚则”一章中，有七条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依法追究产品质量犯罪，有助于增强《产品质量法》的法律威力，有利于打击成为当今社会公害之一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活动。

　　调控市场、监管质量，是经济法的重要使命，国家（政府）负有重大的责任。产品质量振兴，全民有份，要逐步建立全社会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