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中国被边缘化，那么，古代中国汉文化中心观又使其将中原地区之外的民族看成“夷”“蛮”之地，使得汉族与少数民族缺乏平等交流的基点。其中，“夜郎自大”这一成语流传甚广于其中可见一斑。 
     国人大抵是通过“夜郎自大”这一家喻户晓的成语触及到夜郎的。夜郎作为一个被历史误读了两千多年的名字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夜郎历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起于战国而终于西汉成帝年间，后来又神秘地消失，存在大约三百多年。对夜郎国记载主要在《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水经注》等书中。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从此，这个本当属于“滇王自大”的说法，就成为西南地区古国“自大”“夜郎”的别名。如今，古夜郎都邑、夜郎王、夜郎国的范围，以及夜郎民族的生活习性和夜郎文化的基本特征等，都成为历史之谜，引起各种不同的文化论争。
     20世纪90年代末，湖南、贵州、云南、广西的学者开始深入讨论夜郎文化历史和意义。古代西南地区冠以“夜郎”县名的地方为数不少，古代贵州有三个“夜郎县”，湖南新晃有一个“夜郎县”，云南也有一个夜郎。云南专家据新近出土的“铺汉王印”为据认为夜郎古都在云南沾益；湖南学者则提出怀化西部方属古夜郎发源地；广西学者坚持夜郎国都应在广西凌云。在我看来，根据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将考古出土文物和地上文献互考，夜郎古都应在贵州境内，其地理范围大致包括贵州黄平以西，广西百色以北，四川宜宾以南，云南楚雄以东的范围，形成一个横跨几省的“大夜郎”的观念。出土文物的支持非常重要——2000年的贵州可乐墓葬群的发掘考古，出土一批极为珍贵的青铜文物； 普安县铜鼓山遗址出土的夜郎时期的铜兵器、陶器、套头罩， 还有一些生活器具。其精美的程度与中原无异，令人吃惊。
     据《史记》记载：“西南夷君长以计数，夜郎最大。”又说，“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在当时西南诸国中，的确是“夜郎最大”。但是不是“自大”，还应该认真讨论。细细斟酌“汉孰与我大？”不难看到，这其实是古汉语的疑问句，一种正面的试探性提问，而不是一种自大的口气。作为南方诸国中的一个大国，夜郎真正希望知道外面的大千世界，处于这四面环山的封闭的云贵高原，想知道外面的精彩世界，想探究中原究竟有多大。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夜郎王向往汉朝的文明，不仅约为置吏归属汉朝，而且受金印册封，并派使者到京城朝贡。在这个意义上，“孰大”不是说自己就一定“大”，这个疑问词并不是说夜郎与汉朝比大，而是在求知求证和比较层面上对外部世界的大小表示“惊奇”。事实上，“夜郎自大”的命名，是汉民族中心主义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歧视造成的，这种文化压抑和文化解释是由于当时的汉文化中心主义使然。
     长期以来，“夜郎自大”在汉族中心话语中成为了贬义词，使得其走向了漫长的“夜郎文化自卑”。今天，在中国文化走向理性和平等对话的时代，在全球化中发出“发现东方”和发出“中国声音”的时代，夜郎文化应走出贬义自卑而走向“夜郎文化自觉”。文化自觉表明对自己劣根性的分析，对自己发展可能性的清理，对自己未来可能性和文化交流对话的前景加以展示，最后走向“夜郎文化自强”。
     夜郎作为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国度，是“西南夷”中最为著名的一个方国或部落联盟。多种族群和不同地域的文化因子经碰撞和互渗，各民族在大杂居环境中逐渐积淀在夜郎文化的各个层面中。夜郎文化与周边几乎同期发端的滇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同为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文化史价值和人文价值。长江文明中的河姆渡文化、三星堆金沙遗址文化，以及夜郎文化均不可忽略。夜郎文化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这神秘地出现又神秘地中断的夜郎文化，形成两千年的历史文化之谜。夜郎古国尽管灭亡了，但夜郎文明还在云贵高原某些少数民族身上在传承着。关于夜郎文化的传承者有多种说法，有彝族说、苗族说、布衣族说、还有仡佬族说。 也许可以通过人类学考察，从这个民族身上饰品、婚娶、丧葬方面的种种风俗上看出来。可以说，古夜郎人的住房、发型、服饰、婚俗、葬式、饮食、节日、风俗等等，在贵州的一些民族风情中均不乏其踪迹，可以利用最新科技DNA的遗传工程鉴定，去寻找夜郎文化遗传编码。 在没有更重要的文物发掘出土之前只能通过解读史料，同时进行人类学、民族学的考察研究。 这一研究非常艰难但意义重大。从某种意义来说，研究夜郎文明是对中华文明完美的文化版图和两河流域文化的重要补充，是对汉民族中心主义的扬弃，是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性的尊重。
     

  四 坚持多元文化对话中的“大夜郎”文化景观
     
     作为一个全国皆知的文化品牌，夜郎成为了一些省市县争夺的对象。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只要是能够被尽可能多的人所认可的东西，就被认为具有含金量。“夜郎自大”千百年来成为了尽人所知的文化符码，它具有了名人效应、名地效应、名胜效益等附加值，各地纷纷争抢，很多是从经济帐、文化帐、知名度、含金量几个角度来“争夺命名权”。我认为这种人为的争夺有害无益，应该建立“大夜郎”意识，品牌共享，共同建设。
     简言之，应当从文化争论和做秀中走出来，不要争名人秀。我们提倡一种宽泛的泛夜郎文化——“大夜郎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而应是以贵州为中心辐射周边的古夜郎文明区域。夜郎应该寻求当代意义，因为夜郎文化意义的发现可以提供一些供汉民族、供全球思考的问题。这里意味着夜郎故地除了强调工业、旅游业、凉都的特色以外，还要思索一些更深的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才可以逐渐消除附在夜郎上的不实之辞和文化歧视，使夜郎古国文化成为中国大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想，今后在经济、文化综合实力上升的时候，夜郎就会在富民兴黔的伟业中再铸辉煌，真正地走向“夜郎自强”。
     失落的文明应该找到重新传承的文化血脉。当我们走出“夜郎自大”的误区，摆脱历史迷雾制造的以讹传讹，以西南民族文化源流交融的大视角来看待夜郎文化时，就会发现夜郎国虽然于今天相隔两千年，但夜郎文化的密码却在长江文化精神生活中得以保存下来。
     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一项关于建立一个国际鉴别的决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遗产优秀作品》。中国作为人类四大文明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形态，是人类发展历史的见证，其优秀文化应成为新世纪人类的精神瑰宝。在这个意义上，夜郎古国文化的重新发现，将展示西南民族历史变迁和发展，从中发掘、整理、展示包括地名文化遗产在内地“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应该成为世界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不仅应该拿来优秀的文化，而且应该输出优秀的文化。中国已经全面融入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世界潮流，如何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以一种全新的眼光与胸怀重新发现东方文化、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独特魅力，并以此为底蕴，获得与世界先进文明对话的能力，是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换言之，中国不仅要建设成为经济大国、强国，而且要建设成为文化大国、强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以鲜明、自信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发现东方和重新阐释包括夜郎文化在内的长江文明，是建设“文化大国”的重要内容。我要说的是：那些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故国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版图的基本单元。而深入探寻多民族的历史人文景观的流变，正是展示中华文明的东方生态文化特征，唤醒集体文化记忆的最切实而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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